从小爱吃母亲摊的玉米煎饼,刚摊下来的煎饼薄薄的,软软的,叠起来,卷上一棵嫩葱,再抹上一点甜酱,吃起来,那滋味甭提有多棒了!家乡有句俗语“抹葱蘸酱,撑得上不去炕”,说的就是吃煎饼。
然而,能吃上黄澄澄的玉米煎饼,在我的童年却是一种奢望。那时候,生产队吃大锅饭,秋天收进囤的玉米粒少得可怜。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,妈妈变着法子蒸窝头,什么红薯窝头、槐花窝头,嗅着香,吃起来可比玉米煎饼差远了。我常对着摆在桌上的窝窝头发愣。母亲看出我的心思,总是难为情地说:“又馋煎饼了吧?等到秋天打下玉米,娘给你摊玉米煎饼。”
怀着这样一种期盼,每天走过庄稼地,我都会格外关心玉米苗的生长态势,是否又多生了一片叶,是否又拔了一个新节。当玉米秸翠绿的怀抱里生出长长的胖胖的玉米棒子时,我知道金黄的玉米煎饼离我们不远了。
星光闪烁,流萤飞舞,潮湿的顺河风从堆满玉米棒子的谷场上飘过,生产队的老老少少带着家具,守在一起,眼睛紧盯着场院当心的那尊台秤,期待着圆圆的胖胖的玉米棒子,欢跳着装进自家的车子,跑进自家的院子。
然而从玉米棒子爬上煎饼鏊子,之间还有好长的一段路。把汪鲜的粒子从棒子骨上扒下来,然后端到碾台压。巨大的碾砣子发出轰轰地响,坨子下的鲜玉米吱呀呀地叫,往往是在黑古隆冬的夜深人静之时。白天要下地挣工分,哪有时间推碾捣磨?低矮的碾棚里闪烁着保险灯微弱的光,空气里充斥着尘埃和鲜玉米混合的味道,困乏的眼睛迷迷离离,粗大的碾棍常常跟丢了怀,天知道我会用上多大的劲儿?望一望母亲,头上却有热气升腾,尽力前倾的身体,红涨的脸色告诉我,劳累一个白天的她是多么的吃力。一种偷懒的羞耻和愧疚,还有悠悠的煎饼香,让我清醒并抱紧了碾棍。
把玉米粒碾成糁子,再到石磨上磨成糊,玉米糊发酵一段时间后,就可以端到饭棚摊了。摊煎饼的工具挺简单,一鏊、一筢、一刮板、一勺足矣。母亲总是先先用文火把鏊子烧热,抹上豆油后就开始摊了,用勺子舀上糊糊倒在鏊面中心,然后抡起木筢将糊糊顺时旋赶,动作要快,厚薄要匀,摊满鏊面为止。待到糊糊由白变黄,便可用刮板刮,刮平后,一张煎饼就做成了。母亲揭煎饼的动作相当麻利,用刮板将煎饼的一边粘起,两只手的拇、食、中三指捏住煎饼,往上一带,一张煎饼就顺溜的接下来,顺手摞在旁边的箅子上,不论摊多少煎饼,都会叠放得整整齐齐。
好多时候,我看得入了神,央求母亲让我试一试,而我一坐到鏊子前便精神高度紧张,不是筢子轮得不圆,就是忘了往鏊子底下续柴火,最糟糕的是煎饼糊了才想起去揭。直到烟熏火燎的两眼直流眼泪,我才知道摊煎饼实在不容易,也就理解了操持穷日子的母亲是多么的辛苦。
母亲不光摊玉米煎饼,还会变着花样摊柿子煎饼、小米煎饼、秫秫煎饼、瓜干煎饼,每一种煎饼都有不同的风味,给我绵绵无尽的美食享受。
母亲摊的煎饼放十几天都不霉不馊。读中学后,每周回家取一次饭,都是一大包母亲叠好的煎饼,一张张,一层层,像万卷书页。有时我就想,从小学读到高中,读过了那么多的书,不正是母亲用一摞摞的煎饼垒起来的吗?同学们也都捎煎饼,爱吃煎饼,是煎饼养大了山里娃。
印象最深刻的是,每周带的煎饼都有基本固定的数量,每顿饭只能吃三个煎饼,是我的指标,这样才能保证一包煎饼吃到周末。正是长身子的年纪,饭量实在好,每天的两节晚自习后,眼睛总被堆在墙角的饭包勾去,实在忍耐不住,就取出一卷煎饼,小心地用舌头舔着,开始了甜美的“蚕食”……可为了让我吃得饱,学得安稳,母亲还常常烙煎饼卷,里面有油、有盐、有葱花姜末,那滋味已渗透进生命的基因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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