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小爱吃母亲摊的玉米煎饼，刚摊下来的煎饼薄薄的，软软的，叠起来，卷上一棵嫩葱，再抹上一点甜酱，吃起来，那滋味甭提有多棒了！家乡有句俗语“抹葱蘸酱，撑得上不去炕”，说的就是吃煎饼。
然而，能吃上黄澄澄的玉米煎饼，在我的童年却是一种奢望。那时候，生产队吃大锅饭，秋天收进囤的玉米粒少得可怜。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妈妈变着法子蒸窝头，什么红薯窝头、槐花窝头，嗅着香，吃起来可比玉米煎饼差远了。我常对着摆在桌上的窝窝头发愣。母亲看出我的心思，总是难为情地说：“又馋煎饼了吧？等到秋天打下玉米，娘给你摊玉米煎饼。”
怀着这样一种期盼，每天走过庄稼地，我都会格外关心玉米苗的生长态势，是否又多生了一片叶，是否又拔了一个新节。当玉米秸翠绿的怀抱里生出长长的胖胖的玉米棒子时，我知道金黄的玉米煎饼离我们不远了。
星光闪烁，流萤飞舞，潮湿的顺河风从堆满玉米棒子的谷场上飘过，生产队的老老少少带着家具，守在一起，眼睛紧盯着场院当心的那尊台秤，期待着圆圆的胖胖的玉米棒子，欢跳着装进自家的车子，跑进自家的院子。
然而从玉米棒子爬上煎饼鏊子，之间还有好长的一段路。把汪鲜的粒子从棒子骨上扒下来，然后端到碾台压。巨大的碾砣子发出轰轰地响，坨子下的鲜玉米吱呀呀地叫，往往是在黑古隆冬的夜深人静之时。白天要下地挣工分，哪有时间推碾捣磨？低矮的碾棚里闪烁着保险灯微弱的光，空气里充斥着尘埃和鲜玉米混合的味道，困乏的眼睛迷迷离离，粗大的碾棍常常跟丢了怀，天知道我会用上多大的劲儿？望一望母亲，头上却有热气升腾，尽力前倾的身体，红涨的脸色告诉我，劳累一个白天的她是多么的吃力。一种偷懒的羞耻和愧疚，还有悠悠的煎饼香，让我清醒并抱紧了碾棍。
把玉米粒碾成糁子，再到石磨上磨成糊，玉米糊发酵一段时间后，就可以端到饭棚摊了。摊煎饼的工具挺简单，一鏊、一筢、一刮板、一勺足矣。母亲总是先先用文火把鏊子烧热，抹上豆油后就开始摊了，用勺子舀上糊糊倒在鏊面中心，然后抡起木筢将糊糊顺时旋赶，动作要快，厚薄要匀，摊满鏊面为止。待到糊糊由白变黄，便可用刮板刮，刮平后，一张煎饼就做成了。母亲揭煎饼的动作相当麻利，用刮板将煎饼的一边粘起，两只手的拇、食、中三指捏住煎饼，往上一带，一张煎饼就顺溜的接下来，顺手摞在旁边的箅子上，不论摊多少煎饼，都会叠放得整整齐齐。
好多时候，我看得入了神，央求母亲让我试一试，而我一坐到鏊子前便精神高度紧张，不是筢子轮得不圆，就是忘了往鏊子底下续柴火，最糟糕的是煎饼糊了才想起去揭。直到烟熏火燎的两眼直流眼泪，我才知道摊煎饼实在不容易，也就理解了操持穷日子的母亲是多么的辛苦。
母亲不光摊玉米煎饼，还会变着花样摊柿子煎饼、小米煎饼、秫秫煎饼、瓜干煎饼，每一种煎饼都有不同的风味，给我绵绵无尽的美食享受。
母亲摊的煎饼放十几天都不霉不馊。读中学后，每周回家取一次饭，都是一大包母亲叠好的煎饼，一张张，一层层，像万卷书页。有时我就想，从小学读到高中，读过了那么多的书，不正是母亲用一摞摞的煎饼垒起来的吗？同学们也都捎煎饼，爱吃煎饼，是煎饼养大了山里娃。
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每周带的煎饼都有基本固定的数量，每顿饭只能吃三个煎饼，是我的指标，这样才能保证一包煎饼吃到周末。正是长身子的年纪，饭量实在好，每天的两节晚自习后，眼睛总被堆在墙角的饭包勾去，实在忍耐不住，就取出一卷煎饼，小心地用舌头舔着，开始了甜美的“蚕食”……可为了让我吃得饱，学得安稳，母亲还常常烙煎饼卷，里面有油、有盐、有葱花姜末，那滋味已渗透进生命的基因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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